狄考文夫人茱莉亚·布朗的生平故事
Character Building in China:
The Life Story of Julia Brown Mateer
中文翻译版
著者：狄乐播（Robert McCheyne Mateer）
原著出版于1912年
茱莉亚·布朗（Julia Brown）的双亲都是虔诚的信徒。她那温暖的心肠和面容上永不消逝的阳光般的笑容，继承自她圣洁的母亲——可惜母亲在她八岁时便离世了。她的父亲虽然对孩子们始终和蔼慈爱，却被人们视为一个严厉的人。这大概源于他的清教徒理想——他为人刚正不阿，始终坚持家庭宗教生活，要求孩子们背诵《威斯敏斯特教理问答》，无论天气如何，都必须步行四英里前往教堂。他那敬畏上帝的坚毅果敢和充沛精力，在女儿的性格中体现得格外鲜明，加上母亲温婉的性情融合其中，造就了她非凡的禀赋。就外表而言，狄考文夫人（Mrs. Mateer）身材中等、仪态端庄，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引人注目。她那双明亮而温柔的深色眼睛令人过目难忘，和蔼的举止赢得了每个人的心。
她的父亲罗伯特·布朗（Robert Brown）是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一名家具工匠，母亲汉娜·坎宁安（Hannah Cunningham）。三十年代初，一家人迁至俄亥俄州特拉华（Delaware, Ohio）附近的一个农场。那时仍是拓荒时代，房屋用未加工的原木建造，稀疏散落在广袤的土地上。布朗先生在当地颇有威望，多年来一直担任特拉华长老会教会的长老。
1838年，茱莉亚在这个家庭中出生，是六个孩子中排行第四的。在一个大家庭中成长，是学会奉献和克己的宝贵训练，再加上拓荒农场生活的历练，为她日后在跨文化世界中经受艰苦考验做了充分的准备。她本人认为自己所受的教育远不够理想。早年就读的乡村学校水平不高，后来就读了三年的两所女子学院，和那个时代的同类学校一样，提供的机会十分有限。然而，她拥有优秀的头脑，足以接受最高层次的培养，她通过毕生的学习、阅读和自我提升，弥补了早年教育的不足。
在俄亥俄州格兰维尔（Granville, Ohio）的学院就读期间，她帮助组建并主持了一个文学社，自己担任第一任社长。这说明她很早就对文学活动产生了兴趣，无疑也为她日后在登州文会馆（Tengchow College）文学社中的出色服务奠定了基础。但学院岁月中最重要的经历，是她灵性上发生的显著转变。十九岁时，她悔改归信，将自己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主可能呼召她去做的一切事工。
离开学院后，她首先在一所乡村学校任教。在那个年代，一个女性独自掌管一所学校是非常罕见的。布朗小姐（Miss Brown）勇于尝试，展现了她的领导才能；她出色的教学才华使这所学校声名远扬，也因此获得了在俄亥俄州吉利亚德山（Mt. Gilead, Ohio）学校任教三年的机会。她对孩子们的深切关爱以及对他们的影响力，使早年的教学工作成为一种乐趣，而强烈的责任感则驱策她竭尽全力。她曾写道："这项工作意义如此重大、影响如此深远，即使最坚强的人也不免望而生畏。"但她又补充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
从她的日记中可以窥见她在教室里的风采："我该拿B怎么办？难道没有通向他内心的路吗？他的头脑和心灵难道只是装满淘气的容器？今天早上，我以最认真、最严肃的态度，就他的一些过失和他谈话。他面带嬉笑地听完了我所有的话，然后用力点了一下头——那个点头几乎让我自己也绷不住笑了——就坐回了座位。我该拿他怎么办？如果只看眼前，我大可一笑置之。但在我眼前浮现的，是他将来要成为的那个男人。我必须帮助他成长为那个人。"
1860年，布朗小姐的兄弟约翰（John）在伊利诺伊州富尔顿（Fulton, Illinois）经商，邀请她和姐妹玛格丽特（Margaret）前去投奔，到当时看来还十分遥远的西部去闯荡。两姐妹约定一边教书，一边为兄弟料理家务。然而一年之后，由于约翰健康出了问题，生意也未能成功，她们只得返回俄亥俄。茱莉亚全心照顾兄弟直到他去世。这位年轻女性的拓荒之行，与她自立自强的精神完全一致，也使她增长了阅历。
布朗小姐在吉利亚德山教书期间，当地举办了一系列的奋兴布道会。她日记中的记录显示了她对周围人的深切关怀："我的心啊，安静下来，看耶和华的作为，因为这些事在我们眼中真是奇妙！那些不久前还在欢宴厅里纵声欢笑的声音，如今正在为耶稣作见证。五位曾是交际场合中的风云人物的年轻女性，现在正率先走向十字架。可叹跟随的人如此之少！难道圣灵不在感动其他人的心吗？难道祂不会最终得胜吗？"她积极参与长老会教会的事工，作为唱诗班成员，从歌唱训练和实践中获益良多。
1862年春天，她与卡尔文·威尔逊·狄考文牧师（Rev. Calvin W. Mateer）订婚。狄考文牧师此前曾在俄亥俄州特拉华长老会教会牧会两年。同年十二月，两人结为连理。狄考文先生在神学院读书时就已向海外宣教差会表达了赴海外宣教的意愿，但南北战争使差会财政大为紧缩，无力派遣更多宣教士，他只好暂时牧养特拉华教会，期待将来能被差派出去。订婚之时，海外宣教生活已在两人的期盼之中。然而婚礼前几个月，差会通知说无法派遣他们，建议狄考文先生接受一个固定牧职，放弃成为宣教士的念头。
然而，就在他们新婚旅行途中，一封信传来了喜讯——差会收到了捐款，足以派遣两位宣教士前往中国山东（Shantung, China）。如果狄考文夫妇愿意前往，差会将立即差派他们。狄考文夫人完全认同丈夫长久以来的宣教心愿，因此，先前共同的失望此刻化作了巨大的喜悦。狄考文先生在日记中写道："她听到这封信后的第一个反应，我永远不会忘记——'噢，我太高兴了！'那个时刻、那个神情、那个表情，我将铭记终生。"
两人的结合是彻底的奉献与罕见的心灵契合，也饱含温柔的爱意。嫁给狄考文博士（Dr. Mateer）这样才华出众的人，自然大大拓展了她宣教生活的视野、格局与效力。
四月，长老会在吉利亚德山召开会议——那里是狄考文夫人生活了三年的地方，她在那里收获了许多深厚的友谊。正式的欢送礼拜结束后，会众一一前来道别，之后是那些深爱着老师的学生们。狄考文夫人并不是一个容易落泪的人，但与孩子们的离别深深触动了她。
出发前余下的几个月，用于探访亲友，以及为绕行好望角的漫长航程做准备——因为当时还没有横渡太平洋的轮船。在帆船上无法洗涤衣物，因此六个月的航程需要备足充裕的衣物。在那个年代，中国是一片极其遥远的土地，生活物资很难获得，旅途漫长而艰辛，与亲友的分别也格外沉重。他们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心思，收集旅途及未来生活中可能用到的一切物品。告别本身也异常郑重——这种离别的分量，在今天信件频繁、世界新闻每日刊载的时代，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1863年7月3日，葛底斯堡战役（Battle of Gettysburg）正酣之际，狄考文夫人在丈夫、郭显德夫妇（Mr. and Mrs. Corbett）以及几位同行旅客的陪同下，从纽约登上帆船“圣保罗号”（St. Paul），启程前往中国。
狄考文夫人天性勤勉，即便是需要好好休息的时候也闲不住。她立刻承诺每天早晨为同船乘客的女儿范妮辅导功课，同时为自己规划了一套学习计划。她写道：“我本打算学习航海术，但后来觉得不如去读《罗林》和《加尔文时代的宗教改革》、亚历山大·贝恩的《道德科学：伦理学概论》以及《救赎计划的哲学》。”又说：“我一直在规划如何分配时间，希望能更好地利用每一刻。”随后，她详细安排了一天中每一分钟的用途。人们能感受到她内心迫切地振奋精神，为即将面对的生活做准备。
和那个年代许多献身的宣教士一样，她把漫长的海上航行视为服务的机会，而不是等到抵达工场后才开始工作。她格外挂念船上的水手们，尽力为他们做些什么，尽管乘客不被允许与船员交谈，亲自接触十分困难。她在这段航程的日记中倾注了大量的祈祷，祈求在船上有足够的忍耐面对各种试炼，并求主赐下更多恩典，使她胜任宏大而丰硕的服务。例如，在祈求拯救灵魂的资格之后，她写道：“上帝不会忘记祂使我为祂的缘故所做的任何牺牲，但我只愿记住祂的恩典和祂的事工。”又写道：“我已求祂预备我，使我能胜任祂所呼召我的职分。如果受苦是唯一的或最好的预备方式，那就让它来吧——只求赐我恩典，使我能忍耐顺服，并从每一次境遇中得益。”“主啊，求你先赐下你所要求的，然后随你的意旨要求我吧。”“我的心灵几乎要在绝望中退缩，但我知道上帝不会丢弃任何行在正道上的人。我的信心虽然软弱，但我相信上帝呼召了我从事这项事工，而且祂会允许我为祂效力。”
这样漫长的帆船航行中那种孤立无援的感受，今天的人很难体会。且看她日记中的一段记述：“昨天是令人兴奋的一天。清晨，地平线上出现了一个帆影——这是四十六天来我们见到的第一艘船。那船迅速追了上来，大约下午四点超过了我们，原来是从纽约驶往香港的‘惊奇号’（Surprise）。它比我们晚两周出发，带来了7月14日之前的消息，告知维克斯堡（Vicksburg）已投降，葛底斯堡战役的情况。听到战争消息，人们纷纷摘下帽子、挥舞手帕，三声激昂的欢呼响彻海面。R船长召集船员到前甲板，回敬了我们同样热烈的欢呼。”
“圣保罗号”的船长让这一小群宣教士的生活苦不堪言。她写道：“一个美国人，在这个时代，怎能因为四位宣教士——他声称除了他们的职业之外没有任何不满——就让全船人处处不舒服？愿上帝赐他一颗更好的心。”然而，他提供恶劣食物的真正原因其实是出于经济考量，他那残忍的苛刻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启航一个月后，她记录道：“我们发现一桶水已经变质，更令人惊恐的是，其他水桶也都坏了。船长说我们应该庆幸情况没有更糟，这并没有让我们安心多少。水已经腐臭，还沾染了变质朗姆酒的味道。不过，昨天和今天各下了一场好雨，缓解了我们的缺水之苦。”食物不仅质量低劣、烹饪粗糙、时常半腐，船长似乎还有一种恶意的精明——他公开宣称自己的策略就是让食物尽量不可口以减少消耗，还咒骂厨子用得太快。
航程结束时她写道：“同行的旅客们倒是相处愉快，但船长给我们带来的苦难实在无法尽述。”由于船长不人道的行为，狄考文夫人和郭显德博士（Dr. Corbett）的健康受到了永久损害——而且他们并非唯一的受害者，一些水手也患上了坏血病。经乘客们的申诉，这位船长被吊销了好几年的船长资格。
狄考文夫人提到了酷热之苦，她船舱中的温度计显示在83°到90°华氏度之间。航行中常见的逆风困扰也有记述：“我们从南方进入了热带，航程即将结束的希望急剧破灭，因为风力微弱，几乎无法前进。”她不断计算还需多少天才能到达，渴望着旅途的终点。然而在所有这些艰辛、匮乏与疲惫中，郭显德博士证实，狄考文夫人那“开朗、阳光、满怀希望的性情，给航程带来了极大的鼓舞，帮助其他人看到乌云中的光明”。
1864年12月16日，他们终于在上海登岸，结束了连续一百六十七天的帆船航行。
上海在那个年代就已经是一座相当可观的城市了。外滩沿线许多宏伟的石建筑当时已经矗立在那里，使这座城市显得庄严大气。只不过，街上看到的不是人力车、汽车和电车，而是轿子和独轮车。上海宣教士们的慷慨热情好客向来为人感激，尤其是对初到异国、一切都感到新鲜陌生的年轻宣教士而言。然而，从大型现代轮船上下来、已经在多个港口停靠过的旅客，恐怕无法体会这一小群人经过漫长、孤寂、艰辛的航程后第一次踏上东方土地时的心情。
狄考文夫人记述道：“当天晚上，我们就有了宝贵的机会，与教会的成员们——如范约翰夫妇（Dr. and Mrs. Farnham）、倪维思夫妇（Dr. and Mrs. Nevius）——一起参加祷告会。有这么多基督徒在身边，本身就令人欣喜，而当每一个声音融汇在赞美的歌声中，每一双膝盖跪下，所有的心灵在祈祷中合而为一时，我们感到这仿佛是天国的预尝。”在上海宣教士朋友的家中，狄考文夫妇享用了他们的圣诞晚餐，也迎来了结婚一周年纪念日。在这个纪念日里，自幼年失去家庭以来多次涌上心头的渴望再次袭来——她渴望有一个安定的家。
新年后第二天，宣教士一行——狄考文夫妇、郭显德夫妇以及其他北上的同伴——搭乘“汕头号”（Swatow）出发，驶向芝罘（Chefoo，今烟台）。在波涛汹涌的黄海上，这艘小船让所有人都晕了船，但到了第四天傍晚，大家已恢复到可以在舱内坐起来的程度，期待着当晚就能在烟台港抛锚。
“但我们的海上历险还远未结束。大约八点钟，我们感到船撞上了什么东西，随即判断是触礁了。男士们跑上甲板，很快回来说我们搁浅在了沙滩上。船长曾看到一艘船停在海湾里，部分帆已升起，便以为那里就是烟台，于是驶近准备抛锚，结果大失所望地发现自己搁浅了。船身横在海面上，正值退潮，但潮水很快会涨回来。虽然没有风暴的迹象，船长担心涨潮时风力会增大，船可能会被拍散。于是决定所有乘客上岸。他认为我们距烟台只有五英里，所以同行中两人先行出发，打算直接去烟台求援。我们其余的人跟在后面，很快发现沿着海滩根本无法到达烟台。一些当地中国人试图带我们去一处住所，但我们过于自信，不肯接受他们的引导，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走啊走。最后他们离开了我们。我们绕了一座山走了好大一圈，却发现他们就在离我们分手地点不远的地方等着我们。这时我们终于愿意接受引导了。穿过一片狭窄的谷地后，很快来到一个村庄，街上的积雪和田野里的一样冰冷。”
“村民们并不愿意轻易为我们开门——这也难怪！十四个外国人在冬天天亮前到达任何一个宁静的乡村，都免不了引起怀疑。终于，一个男人拿着一捆干树叶走出来，点燃了一堆火，借着火光看到了我们队伍中的女士们和韦廉臣夫人（Mrs. Williamson）的小女儿。这触动了他的心，使他相信了我们的说法，便好心地打开了门。他那间小小的房屋，虽然又黑又烟熏，但在我们在雪地里奔走等待了五个小时之后，却是一处温暖的避难所。一旦接纳了我们，村民们就非常热心，给我们生火取暖，还大方地端来了米饭、小米、红薯和茶水。”
“天亮后，两人出发前往烟台，以为只有半英里远，实际上却有二十五英里。我们等了一整天，等他们派来的炮舰。天黑时分，当地的一些外国人听说了我们的遭遇，送来了食物和被褥，使我们那晚过得还算舒适。第二天早上炮舰来救我们了。下午他们把我们接上船，夜间将汕头号从沙滩上拖了出来，第二天清晨我们安全抵达了烟台。先行出发的两人和卡尔文（即狄考文先生）是吃苦最多的。上帝的眷顾一路看护着我们，量着我们的力量给我们担子。”
在烟台停留数日后，狄考文夫妇和郭显德夫妇踏上了旅途的最后一段——也是最新奇、最不寻常的一段。他们有四架“骡轿”（shansi）和三头驮骡。所谓骡轿，是将两根长杆固定在木鞍架上，前后各放在一头骡子背上。两杆之间用绳网悬挂，上面覆盖着用席子做成的帽盔状篷顶。食物箱、衣物、书籍和被褥按各人喜好塞在里面。安排时力求舒适，实际上却很难实现——尽管这已是中国北方宣教士的“豪华卧铺车”了。两头骡子很少步调一致，那种像研磨胡椒、筛面、擦姜末一般的颠簸，丝毫无助于安稳出行，一路把人的骨头、神经和脾气都摇散了，旅途结束时通常已经精疲力竭。
从烟台到登州（Tengchow）五十四英里的路途上，这四位旅伴在寒冷、简陋的中国旅店里住了两夜，睡在冰冷的硬砖炕上，整夜不断被骡子的跺蹄声、喷鼻声和咀嚼声所扰，还有骡夫彻夜喂骡时的吆喝叫骂声。天气寒冷，大雪纷飞，陪伴和向导只有一个不会说一句英语的男孩。1864年1月15日，他们终于结束了这段艰苦的行程。抵达登州后，他们被米尔斯夫妇（Mr. and Mrs. Mills）接到了家中。
山东（Shantung）是一个形似骆驼的半岛，位于中国海岸线北部，是中国本土十八个省份之一，气候与美国中大西洋沿岸各州相似。登州（Tengchow）坐落在半岛北侧海岸线上，是一座有城墙的古城，人口估计在三万到七万之间。它在烟台（Chefoo）西北方五十五英里处。烟台早年只是一个小镇，却是进入山东的唯一口岸，直到庚子事变前后，德国人在半岛南侧租占了青岛（T’singtau），并修建了一条通到省城济南府（Chinanfu）的铁路。
1862年，原在华中工作的倪维思夫妇（Dr. and Mrs. Nevius）被派往登州开拓工作，但到达仅约六个月。狄考文夫妇抵达时，倪维思夫妇已在杭州，即将启程回美国休息一年。米尔斯夫妇（Dr. and Mrs. Mills）也已从上海调往登州，早已定居在那里。美南浸信会的哈特威尔家庭和克劳福德家庭（the Hartwell and Crawford families）也刚刚安顿下来，此后登州一直有浸信会家庭驻守。登州差会的工作全部尚处于起步阶段。
当地民众的排斥使得购置住宅和差会用地十分困难。巧的是，城北观音庙（Goddess of Mercy Temple）的一位住持，因为信众们不肯捐钱维护庙宇和神像而深感苦恼，于是自作主张将庙宇租给了长老会差会。这座庙是一栋粉刷过的建筑，只有一个大厅，一端设有神坛和神像，完全不适合居住，但倪维思夫妇已将其稍加改造。狄考文夫妇打包好自己的行李存放好，便搬进了这座庙里。郭显德夫妇实在找不到任何住处，只得返回烟台，将那里作为自己的家。
中国人觉得外国人竟然敢住在观音庙里，还在神像前面砌了一堵墙，必定会遭到天谴——尤其因为观音是一位广受崇拜的神祇，诸神之中最慈悲的一位。传说观音原本是一位男子，生活在二千八百年前，因德才卓著，死后被尊为神明。民间流传着许多观音救苦救难的故事。例如："唐朝时，许多鬼怪纷纷出没，祸害百姓，四处生乱。一个人出门回来，发现家里到处都是鬼怪，个个跟自己的妻子一模一样，根本分辨不出来。夫妻任何一方出门，都必须携带信物，回来时凭信物对证方能认出彼此。观音看到国家即将毁于一旦，便施展神力，将鬼怪全部驱除。"许多人深信这些故事，因此每逢祸患都会向观音许愿祈祷。女性尤其虔诚地拜观音，特别是求子，因此人们觉得应当将观音变为女性形象才更合适。于是，观音便化身为慈悲女神，画像中也总是女性形象。神像在墙后放了一段时间后，最终被拆除，有的被埋了，有的被收藏保管，后来则被销毁。
狄考文夫妇立即着手将庙宇改造为住所，狄考文先生在这方面的动手能力大派用场。在布置书房时，需要在外墙上砌一个烟囱。当地中国人不用烟囱，也不习惯建造超过一层的坚固结构，所以石匠毫无经验。但他干得很快——以当地中国工匠的标准来说——为的是留住这位外国主顾。然而烟囱建到三分之二就塌了。狄考文先生只好亲自指导石匠，正如他后来指导工人建造永久住宅一样。他用运输家当的铁皮，动手制作了一台火炉，共用了三百个铆钉，还以各种方式增添了他们的生活便利和舒适。
三年后，在紧邻庙宇的地块上建起了一座两层砖房，庙宇则改作学校之用。在当地中国人看来，两层楼房是闻所未闻的，要把它建好困难重重。房子面对一个有围墙的花园，上下两层都有宽敞舒适的走廊，从走廊可以欣赏藤蔓和一片绿草——在这座缺少绿意的城市中，这是令人清新的一角。学校紧邻住宅是必要的，也有诸多便利，只有一点例外。按中国习俗，学生们朗读经典时要大声响亮。每天清晨四点，这场"音乐会"就开始了，让正需休息的人叫苦不迭。
狄考文家的大门始终向朋友们敞开。许多初来乍到的年轻宣教士，在这个好客的屋檐下度过了最初的几个月乃至几年，他们无不在狄考文夫人身上找到了母亲般的关怀、顾问的智慧和引路的光。有好几位失去母亲的宣教士孩子，也在这里得到了或长或短的照料。其中一位写道："关于狄考文夫人的记忆——我从小就叫她‘狄姨妈’——串线般贯穿了我最早的回忆。在童年，这些丝线织出了明亮欢乐的图案；后来，当我作为年轻宣教士正在苦苦挣扎时，这些丝线变成了纯金——这位天国的高贵女儿的生命与言语，给了我力量、欢欣和激励。"
"我第一次经历大丧后不久，父亲就把我们三个失去母亲的孩子送到了‘狄姨妈’那里。父亲去内地从事工作时，她用她那伟大心灵的全部力量和温柔来爱我们、照顾我们。为服务中国人，她的日程早已挤得满满当当，但我们孩子从来没有一刻觉得自己是额外的负担。我特别记得傍晚时分，我们围在她膝前，听她讲故事，或者把心里的一切都说给她听。"
"只有一次，我带着委屈去找她，却没有得到预期的同情。我们孩子睡在一个大房间里，由忠实的中国保姆看护。一天夜里，我被噩梦惊醒，心里害怕极了。保姆问我怎么了，然后立即告诉我，是鬼怪到了我的枕边。她说只有一个办法能对付鬼——下次鬼再来时，我只要用力深吸三口气，把它的一些‘气息’吞下去，它就再也不敢来扰我了。这个办法听起来相当英勇，但我当时是个胆大的孩子，于是照着她的话一丝不苟地照做了，就在我即将再次入睡的时候。"
"多亏这个大胆的举动，我后半夜睡得香甜极了。第二天早上，我一本正经地向‘狄姨妈’讲述了我的惊心动魄的经历。哦，她笑得多开心啊！她那双乌黑的眼睛闪烁着光芒！她的酒窝快活地若隐若现，她拼命想摆出一副庄重的样子来对付一个七岁的孩子——这个孩子深信自己刚刚吞了三大口鬼气！她的笑声对我那受伤的小心灵的效果，远远超过了随后那番温柔认真的谈话。在后来的两年里，虽然我经常和善良但迷信的中国保姆们在一起，我再也没有相信过她们的奇怪故事，反而勇敢地与她们的迷信作斗争——那爆笑的记忆一直鼓舞着我。"
狄考文夫妇抵达的第二天就开始学习中文，这在五十年前比现在困难得多。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意味着两年艰苦不懈的努力，而要真正精通，就必须终身不断提高。狄考文夫人坚持不懈，终于能够说一口流利自如的中文。每个人都能听懂她，她也有能力让所有人全神贯注地听她说话。但她也没能逃过每个初学者都会犯的那些令人哭笑不得的错误。据说有一位从华中调来的宣教士，因为发音和声调混淆，本想宣布"每月一次音乐会"，说出来却变成了"本周三晚上，教堂里会有一只公鸡，希望各位都来"。关于狄考文夫人的笑话是这样的：中文里"狮子"和"虱子"只是声调不同，发音并无二致。（译者注：胶东方言可以区分"狮子"和"虱子"）有一天，她给学生们讲大卫杀死狮子的故事，强调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壮举，并且是靠主的帮助才得以完成。结果学生们一脸惊讶地说，他们自己就杀死过很多！
狄考文夫妇在官话的口语和书面表达方面都享有盛誉。他们夫妇深感精通语言的重要性，在二十五年间花费了大量时间编写一本官话教程，共计二百多课。官话是四分之三中国人的通用语言。狄考文夫人始终是丈夫文字工作中最值得信赖的审读者。这部官话教程的文学形式之优美，得力于她卓越的品味。她收集例句，筛选英语词汇，修改、审核、校对，花费了大量心血。她的丈夫说，她从不允许他在书中对她的贡献给予应有的认可。如果说天才意味着无尽的耐心和努力，那么他们夫妇两人都当之无愧。这部教程是中国的标准官话教材。能学完全部课程的人寥寥无几，而这些课程背后所倾注的心血，更是无人能知。
待续